沉雄而瑰丽的爱国主义旋律

——共和国散文的一种读法

文章来源:《中国艺术报》 作者:古耜 时间:2019年08月25日 字体:

70年筚路蓝缕,从新中国成立到走进新时代,广大文艺工作者以人民为中心,与时代同行,创作出一批又一批脍炙人口的优秀文艺作品,塑造了一批又一批经典艺术形象,充分发挥文学艺术引领风尚、培根铸魂的作用,不断推动我国文艺事业呈现出良好发展态势,弘扬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,为实现国家富强、社会进步、人民幸福作出了重要贡献。本报本期起推出“70年文艺观察”栏目,聚焦70年新中国文艺变迁,展示文艺创作辉煌成就,鉴往知来,不忘初心,砥砺前行。——编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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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和国散文所表达的爱国主义较之传统的家国情怀,无疑更加深切地凝聚了国人对祖国的认同感、归属感、宗奉感与自豪感,也必然拥有更为广泛的群众性和人民性。

共和国散文是共和国的产物,它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车轮,已经走过70年的非凡历程。立足共和国70华诞的重要节点,回望和盘点共和国散文,我们自会有多种多样的发现、收获和感悟,但其中最让人激情澎湃,浮想联翩,久久难以释怀的,当属浸透于大量散文之中,并拍合着散文发展而不断延伸的那种深切、恢宏的爱国主义的价值取向与主题表达。

诚然,对于国人而言,爱国主义并不陌生。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忠孝一体、家国同构的爱国主义,贻人以强烈的精神陶冶与生命洗礼。然而即使如此,我们仍须看到:古代中国的家国天下与今日之共和国毕竟有着根本区别,后者因为人民当家作主而充分体现出历史的进步性与制度的优越性。这决定了共和国散文所表达的爱国主义较之传统的家国情怀,无疑更加深切地凝聚了国人对祖国的认同感、归属感、宗奉感与自豪感,也必然拥有更为广泛的群众性和人民性,因而也更值得我们高度关注、细致梳理和潜心研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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热情讴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、高风亮节,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与光辉足迹;高度关注共和国的光辉历程和巨大成就,浓墨书写为此作出重要贡献的各条战线的知识精英和普通劳动者;赞美为社会主义事业辛勤劳动,成就非凡的英模人物。这些都成为共和国散文的重要内容。

共和国70年风雨兼程,就整体而言,是前进的、凯旋的70年。置身这样的时代,一切向往光明美好的散文家,自会生出浓烈的民族自尊与爱国情怀,进而水到渠成地转化为对祖国的歌颂。其常见内容大致有二:

第一,热情讴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,高风亮节;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与光辉足迹。毛泽东是共和国的缔造者,自然也是共和国散文浓墨重彩的抒写对象。臧克家的《毛主席向着黄河笑》,由毛泽东视察黄河切入,描绘了人民领袖对于黄河治理的高度关切。周立波的《韶山的节日》,透过毛泽东的故乡之行,展现了人民领袖谦逊、朴素、亲切、深挚,与人民心心相印的道德风范。方纪的《挥手之间》,定格毛泽东在延安上飞机赴重庆谈判的场景,彰显了一代伟人的雄才大略,天下为怀。刘思齐的《泪中的怀念》,陈晋的《文章千古事》,丁晓平的《韶山来信》,刘上洋的《高路入云端》,从不同的角度走近毛泽东,托举起其精神天地与心路历程。巴金的《望着总理的遗像》,荒煤的《病房中的亲切会晤》《真挚的关怀》,曹靖华的《永生的人——怀念周恩来同志》,尧山壁的《隆尧地震亲历记》等,透过亲身经历,具体细致地再现了周恩来可亲复可敬的感人形象,梁衡写出《大有大无周恩来》《周恩来让座》《又见海棠花开》等作品,表达对总理的景仰,其中前者通过“大无”(无私)与“大有”(大智大勇大才大德大爱)的对比生发,完成了主人公崇高人格的立体写照。梁衡的《一座小院和一条小路》,朱增泉的《统帅》,陈锡添的《东方风来满眼春》,丁晓平的《一个崭新中国的梦想者》,不约而同地聚焦作为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的小平同志,其分别取自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外交诸方面的长镜头,汇成主人公高举改革开放大旗,引领中国进入历史新时期的壮美画卷。

贺捷生是贺龙之女。其创撰的《父亲的雪山,母亲的草地》《仰望国旗》《故里桑植帅魂归》等系列作品,以饱含深情的笔触,讲述了父辈的坚定信仰和英勇斗争,以及家乡人民为共和国诞生所付出的巨大牺牲。曹靖华是瞿秋白的生前好友,一篇和着泪水与激情的《罗汉岭前吊秋白》,矗立起为开辟“新土地”而从容就义的共产党人。张嵩山的《彭德怀最后一次排兵布阵》,季羡林的《怀念乔木》,迟浩田回忆张爱萍的《为人顶天地,豪气逐风云》,柯岩缅怀曾志的《人的一生,都在路上》,江子的《苍山如海——井冈山往事》,均透过富有历史感与现场感的描述,将真实鲜活的艺术形象留在人们心中。孙犁、魏巍、艾煊、丁宁、菡子等,都曾是红色军旅的一员,出自他们笔下的若干篇章,或钩沉将帅身影,或打捞战友踪迹,其人物和故事尽管各有不同,但同样传递出昨天的峥嵘、奇崛与曲折、悲壮,让人感受到共和国的来之不易。

第二,高度关注共和国的光辉历程和巨大成就,浓墨书写为此作出重要贡献的各条战线的知识精英和普通劳动者。共和国历史上有一系列意义非凡、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和重要节点,它们久久牵动着民族记忆,同时也化作散文家对祖国的铭记与感怀。刘白羽的《沸腾了的北平城》,把宏观统摄和细微探照融为一体,极具现场感地再现了人民解放军和平解放北平后,威武雄壮的入城式。杨刚的《给上海人的一封信——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》,以见证者的身份和书信特有的亲切自然的笔调,生动传递了开国大典的盛大场景。魏巍的《谁是最可爱的人》《依依惜别的深情》,菡子的《从上甘岭来》,新凤霞的《赴朝慰问》等,撷取不同侧面,为抗美援朝留下情真意切的场景。杨朔的《戈壁滩上的春天》,李若冰的《柴达木手记》,柳青的《一九五五年的黄埔村》,靳以的《黄浦江的早晨》,杜鹏程的《夜走灵官峡》等,立足多条战线,再现了共和国最初十七年社会主义建设的火热场景。从维熙的《十月的记忆》,柳萌的《这个秋天没有乡愁》,从“我”的命运变化入手,昭示了拨乱反正,春回大地的重要信息。陈忠实的《不能忘却的记忆》,折射出农村改革所走过的坎坷路程。韩少功的《笛鸣香港》,张守仁的《澳门,我并不了解你》,不仅完成了对香港、澳门的文化解读,而且表达了两地相继回归带给国人的喜悦与自豪。朱增泉曾参与载人航天工程的现场指挥,其笔下的《一飞惊世界》《飞天记》,为这一伟大工程留下了生动翔实的历史记载。王巨才的《坝上的云》《家在瓦窑堡》《在时空隧道里,我思绪纷然》等篇,正面状写中国大地的改革浪潮,其充满温度和亮色的笔墨,堪称社会进步的大雅正声。彭学明、李春雷、陈涛、塞壬等作家的一批近作,把正在实施的规模空前的扶贫工程,以及由此带来的贫困地区的生活变化与命运改观推向前台,从而传递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前进足音。

与追踪共和国前进步履相呼应,赞美为社会主义事业辛勤劳动、成就非凡的英模人物,亦成为共和国散文的重要内容。在这方面,穆青的《县委书记的榜样——焦裕禄》,甄为民的《毛主席的好战士——雷锋》,魏钢焰的《忆铁人》,徐迟的《哥达巴赫猜想》,陆幸生为红旗渠建设者立传的《“人工天河”,屹立太行》,孙德宏讴歌环卫工人高尚职业操守,抨击拜金主义的《寻找时传祥》,马万里讲述“杂交水稻之父”报效祖国的《袁隆平,用一颗种子改变世界》,杨振宁回忆自己同学、“两弹元勋”崇高人格的《邓稼先》,周建新记录航空报国英雄罗阳“用生命擎起舰载机”的《生命八昼夜》等,因为具备丰沛的历史真实性和时代典型性,所以成功展现了共和国脊梁的风采。一批道德高尚,造诣精深的作家、学者、艺术家,进入散文的人物长卷。艾青的《忆白石老人》,汪曾祺的《老舍先生》,铁凝的《怀念孙犁先生》,以及卞毓方笔下的季羡林,叶廷芳笔下的朱光潜,林非笔下的荒煤,高洪波笔下的冯牧,李舫笔下的李雪健,韩小蕙笔下的蒋子龙,王国平笔下的汪曾祺等,均调动作家久藏的记忆与认知,凸显了主人公的精神天地、人格特点与独特贡献,进而告诉人们:共和国也是一片文化生长的热土。梁晓声、王宗仁、习习长期关注工作和生活在基层的边防战士或普通劳动者,他们精心塑造的人物群像,常有一种“位卑未敢忘忧国”的精神气质,令人肃然起敬,久难忘怀。

共和国70年并非总是一帆风顺,当历史的曲折来临时,作家们以主体的真诚与强大超越了客观环境,写出了乐观向上、瞩望未来的篇章,因而迄今仍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和艺术感染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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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益于时代馈赠,越来越多的作家在风景描写中引入环保意识,生态视角,水绿山青,万物和谐,成为作家们面对大自然的殷切呼唤与由衷放歌。

在作家心目中,共和国不单单是一个文明昌盛的政治经济实体,同时还是一片美丽富饶的土地,是这片土地上的山岳河流,日月星辰,绿树红花。

仁者爱山,智者爱水,中国散文模山范水的传统源远流长。惟其如此,共和国成立初期,散文创作虽以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新人物、新气象为主,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通过状写山水之美来传递社会新变的作品。如叶圣陶的《游了三个湖》,丰子恺的《庐山游记》,菡子的《黄山小记》,钦文的《鉴湖风景如画》,碧野的《天山景物记》等。其中后者以绚丽多彩的笔触,描绘出新疆大地特有的“江山如画,人物风流”,展现了“祖国在前进,社会在发展”的必然趋势,因而成为长久传诵的名篇佳制。上世纪50年代后期,散文的文体意识和抒情元素得以强化,从而直接催生了一批寓爱国情怀和时代精神于自然万物的作品,刘白羽的《长江三日》《日出》,曹靖华的《洱海一枝春》《艳艳红豆寄相思》,艾煊的《碧螺春讯》《太湖漫游》,袁鹰的《青山翠竹》,郭风的《叶笛集》等,都是这方面的重要收获。在这类作品中,杨朔的《茶花赋》《荔枝蜜》《雪浪花》等,自觉将诗歌的艺术手法和审美元素融入散文的人物塑造、场景描绘、篇章结构和语言修辞之中,着力营造诗的意境和品质,从而精彩亦精致地表达了作家对祖国,对时代,对劳动和劳动者,对世间一切美好事物的热爱与赞美,在当时产生了广泛影响。

新时期以来,呼应着全社会大自然观念的确立以及旅游经济的兴起,聚焦大地风景,感怀生命还乡的散文创作空前繁荣,蔚为大观。梁衡从捕捉山水魂魄到寻觅古树精灵,审美对象发生了变化,不变的是精神和艺术境界的“只求新去处”;林非放飞云游大地的灵感,其笔墨所至,既让山水有了生命,更使思想长了翅膀;陈世旭以丰沛的才情和瑰丽的诗笔,奏响大自然之歌,一时间,山峦、森林、草原、湖泊的鬼斧神工,洗尽了都市人的狂躁与疲惫;彭程与风景自然对话,一向含蓄、沉静、收敛,同时又勤于拓展,富于变化,正像他文章标题所示:“心的方向,无穷无尽”;鲍尔吉·原野状写河流草木,除却想象灵动,文思飘逸,还有一种草原人特有的神性萦绕其间,让人在赏心悦目之余生出敬畏……显然是遵循内心的驱使,一些被都市文明裹挟的作家,开始将浓浓的乡愁注入风景自然,于是,一片片曾与生命耳鬓厮磨的原乡故土跃然纸间:贾平凹的商州风情,韩少功的“山南水北”,张炜的半岛今昔,郭文斌的宁夏民俗,葛水平的沁河晨昏,徐迅的皖地景物……都因为主客体之间一种无法切割的情缘而撩人心绪,感人至深。应当是得益于时代馈赠,越来越多的作家在风景描写中引入环保意识,生态视角,水绿山青,万物和谐,成为作家们面对大自然的殷切呼唤与由衷放歌。李存葆、徐刚、苇岸、哲夫、李青松、郭雪波、梅洁、艾平、苏沧桑等,均在这一领域付出了艰辛努力,捧出了精粹之作。

中国大地是地理的、自然的,也是历史的、人文的,共和国70年的建设与发展,更是为自然地理的中国披上了历史人文的盛装。因此,在描绘百态千姿的自然风物的同时,探访辉煌壮丽的人文景观,倾听其历史跫音,发掘其文化意蕴,也是共和国散文家传递爱国情愫的重要路径。在这一维度上,问世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老舍的《我热爱新北京》,郑振铎的《长安行》《春风满洛城》《郑州,殷的故城》《金梁桥外月如霜》,秦牧的《社稷坛抒情》《天坛幻想录》,翦伯赞的《内蒙访古》等,堪称早期硕果。这些以历史文化阐发见长的作品,由于承载了作家特有的锦心绣口与知识学养,以及他们对新中国的高度认同感与责任感,所以拥有较高的认识价值和审美意义。进入新时期,秦牧礼赞首都夜晚灯河之美的《长街灯语》,黄秋耘连接屈原和闻一多爱国精神的《行吟阁遐想》,佘树森彰显民族智慧、气魄与才干的《紫禁城驰笔》《如果你到长城来》等,赓续了历史文化散文的脉动。稍后,余秋雨的《文化苦旅》《山居笔记》相继问世,作家的哲思文采不仅深化了人们的历史认知,而且成就了富有新意的散文样式,于是,历史文化散文走向繁荣。王充闾的《国粹——人文传承书》《诗外文章》,朱增泉的《战争史笔记》(5卷本),李敬泽的《咏而归》,李元洛的《唐诗之旅》《绝唱千秋》,祝勇的“故宫系列”,李舫的《纸上乾坤》,刘汉俊的《刘汉俊评说历史人物》等,都是该领域质文兼备的扛鼎之作。这些作品虽有着不同的关注对象、学术重心和文体探索,但又有一种共同的旨归——立足时代意识的制高点,经过扬弃与重构,努力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。显然,它们负载了更为深沉的爱国主义,从而为坚定民族的文化自信,提供了有力的精神支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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拉开一定的空间或心理距离回望祖国,能够更加客观也更加清晰地看到中国的好和美,中国的优越和进步;正因为如此,那些具有域外视野,属于国际题材的散文,成为观察和体味共和国散文家爱国主义情怀的重要窗口。

有事实证明:人的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之爱,既不是先天赐予的,也不是一成不变的。有的时候,它的生成除了有赖于国情和国运的支持与呵护,还需要一个特殊的条件:某种异国视角或一些域外体验。事实上,拉开一定的空间或心理距离回望祖国,不仅能够更加客观也更加清晰地看到它的好和美,它的优越和进步;而且有助于人们蓦然发现自己心藏的一份牵挂、依赖和向往,即对祖国的大爱与深爱。正因为如此,那些具有域外视野、属于国际题材的散文,成为我们观察和体味共和国散文家爱国主义情怀的重要窗口。具体说来有三种情况值得留心:

第一,改革开放以来,中国作家有了越来越多的机会和条件,走出国门,融入世界,这使得他们能够相对深入地打量和认识异域生活,同时比较从容地体味和咀嚼自己的异国感受,从而写出具有跨文化色彩的散文。刘成章因亲情的呼唤一度寄居美国。这期间,他写下《家山迷茫》《域外迎春》《乡土结》《中国屋》《想的念的是中国》等一系列作品,或勾勒中国人在美国的同胞情谊,或讲述孩子们珍存的红色情结,或描绘异国风景引发的故乡思念,或笑谈一句乡音唤醒的往日情景,而其中最有分量的潜台词则是:越是来到美国,就越是忘不掉中国!同样是因为血缘的牵扯,韩小蕙亦时常穿行于中国和英国之间。其近作《聆听李伟友》,便记录了她在英国的“遇见”,作家透过“他者”对中国的向往,有效皴染了今日中国亮丽的国际形象。

第二,有的作家具备较长的国外经历或较深的异域因缘,而这种经历和因缘又饱含着屈辱与磨难,这决定了他们由衷渴望有一个强大的、站起来的祖国。而这样的渴望一旦成为现实,他们就会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,为祖国放歌。民国时的李健吾曾在法国留学。当时因为祖国孱弱,他饱受嘲讽、误解和歧视。共和国的成立带给他莫大的欢喜与振奋,为此,国庆一周年时,他在《解放日报》发表《我有了祖国》一文,历数心路历程,道出最强心声。紫风自幼生活在侨乡,丈夫秦牧也是华侨,因而对华侨生活很是熟悉。一篇成稿于1978年的《祖国的爱》,以天安门广场和歌曲《祖国颂》为背景,陈述了三位华侨在时代巨变中的命运沉浮,最终告诉世人:华侨永远不再是海外孤儿,他们背后屹立着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。陈慧瑛的《梅花魂》提供了另一种情况的华侨经历:“我”出生于星岛商界巨富之家,外祖父是颇有声望的爱国侨领。新中国成立后,“我”随母亲回国。临行时外祖父以家传的墨梅相赠,希望后代像梅花那样做人。“我”大学毕业后赶上十年动荡,生存和工作异常艰难,但“我”始终珍藏着外祖父的墨梅,并以梅花的秉性激励自己,与国家共渡时艰。正如作家所写:梅花“浸透了几代海外赤子对祖国圣洁的爱情;它在祖国苦难的时光,给了我不寻常的热能和可贵的信念!”这样的作品同样让人感受到爱国主义的力量所在。

第三,在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崛起的过程中,一些学养丰厚、视野开阔且勤于思考的作家,立足地球村现实和全球化浪潮,开始用一种冷静客观理性的目光,进行中外文化的审视与考察,从而形成了更为妥切也更为雄辩的祖国观感。坚信行者无疆的余秋雨,在完成“足以与中华文化构成对比”的中东之旅后,写下《上世纪的最后一篇日记》。在这篇文章中,作家无意炫耀中国文化,也不想否认它的某些“沉疴”“弊端”,但站在喜马拉雅山面前,他还是情不自禁地发出“千年一叹”:“对于你背后的中国文化,我在远离她的地方才读懂了她。”中华文化自有属于它的千秋魅力。肖云儒在中国西部文学和文化研究上深耕多年,成就卓着。近年来,他以70多岁的高龄,三度走出国门,一路西行,踏访古丝绸之路。这期间,他将目不暇接的种种发现和感受写进《丝路云谭》《丝路云履》等着作,其中最让他体悟深刻、念兹在兹的一句话则是:“走不出中国难体会中国的好”。沿着这样的思路,我们或许会想起余光中。这位深爱大陆的台岛作家,曾把生命踪迹印在世界许多地方,及至年龄渐老,他在文章中写道:“大陆是母亲,台湾是妻子,香港是情人,欧洲是外遇。”(《从母亲到外遇》)尽管这只是一种形象的喻比,但内中包含的作家对祖国的情感与评价,还是令人怦然心动。于是,我们想起了作家深情吟唱的“乡愁”,想起了他一次又一次面向故土的告白:“汉魂已深,唐命已牢”“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!”

(作者系中国作协散文委员会委员,辽宁省作协顾问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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